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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简介》

2020-02-14 14:19栏目: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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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着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1人物生平

杨慎11岁即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古战场文》。进京后,写《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明武宗正德六年,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杨慎上疏抗谏,被迫称病还乡。

此外,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内阁首辅杨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师,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大礼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谪戍。

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伺机加害杨慎。杨慎有所准备,处处小心。驰骋万里,到达云南之后,几乎一病不起。

两年后,杨廷和生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嘉靖八年,杨廷和病逝,杨慎获准归葬其父。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于戍地。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明史》有传。

喜藏书。早年,明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着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着之书。重要结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2明史本传

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继母忧,服阕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时大榼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帝怒,切责,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先是,廷和当国,尽斥锦衣冒滥官。及是伺诸途,将害慎。慎知而谨备之。至临清始散去。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

五年闻廷和疾,驰至家。廷和喜,疾愈。还永昌,闻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八年闻廷和讣,奔告巡抚欧阳重请于朝,获归葬,葬讫复还。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视之。及年七十,还蜀,巡抚遣四指挥逮之还。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在翰林时,武宗问钦天监及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不能对。慎曰:“柳星也。”历举《周礼》、《史记》、《汉书》以复。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总裁蒋冕、费宏尽付稿草,俾削定。尝奉使过镇江,谒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皆成诵。慎惊异,益肆力古学。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

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明世记诵之博,着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着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中,追谥文宪。

3人物轶事蟾宫折桂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升庵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他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入仕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喜欢玩乐的人.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针对武宗荒诞的行为,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燳“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燳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武宗终被害死,死因不明,成为一场悬案,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升庵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这样,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杨慎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事情是这样的: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升庵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升庵“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流放滇南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着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字秀眉,四川遂宁人,长诗词,尤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带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升庵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嘉靖八年杨慎父亲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升庵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着作等身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着述,是有明一代着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正德皇帝朱厚燳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着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着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着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重要着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

4文史创作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着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5儒学思想

1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重虚谈”、“多议论”、“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弊端。

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2 指出心学“削经铲史,逃儒归禅”,又点示理学同禅学也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3对明代中后叶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有所批判。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 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4擒贼先擒王,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着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6主要着述

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

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

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

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

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

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

诗作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关,撒白雨。

白雨下,娶龙女;织得绢,二丈五。

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

我诵绵州歌,思乡心独苦。

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


神女峰前江水深,襄王此地几沉吟。暖花温玉朝朝态,翠壁丹枫夜夜心。

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眺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

街沿下,雨戴帽。龙嫁女,天公笑。日反烧,水淹灶。岩洞青蛙树上叫。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

石头城畔莫愁家,十五纤腰学浣纱。堂下石榴堪系马,门前杨柳可藏鸦。

景阳妆罢金星出,子夜歌残璧月斜。肯信紫台玄朔夜,玉颜珠泪泣琵琶。

垂杨垂柳管芳年,飞絮飞花媚远天。金距斗鸡寒食后,玉蛾翻雪暖风前。

别离江上还河上,抛掷桥边与路边。游子魂销青塞月,美人肠断翠楼烟。

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阑干曲。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迢递城西百尺楼,登兹销暑亦销忧。江山平远难为画,云物高寒易得秋。

吉甫清风来玉麈,涪翁妙墨换银钩。余甘渡口斜阳外,霭乃渔歌杂棹讴。

弹词

二十一史弹词

第一段 总说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移,百岁光阴有几。

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渔樵话里。

第二段 说三代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

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阅尽残篇断简,细评千古英雄。功名富贵笑谈中,回首一场春梦。

昨日香车宝马,今朝禾黍秋风。谁强谁弱总成空,傀儡棚中搬弄。

第三段 说秦汉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伯闹春秋,秦汉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豪杰千年往事,渔樵一曲高歌。乌飞兔走疾如梭,眨眼风惊雨过。

妙笔龙韬虎略,英雄铁马金戈。争名夺利竟如何,必有收因结果。

第四段 说三分两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蓦地青春过了。

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

第五段 说南北史

闲行间坐,不必争人我。百岁光阴弹指过,成得甚么功果。

昨日羯鼓催花,今朝疎柳啼鸦。王谢堂前燕子,不知飞入谁家。

飒飒西风渭水,萧萧落叶长安。英雄回首北邙山,虎斗龙争过眼。

闲看坝桥杨柳,凄凉露冷风寒。断蝉声里凭阑干,不觉斜阳又晚。

第六段 说五胡

暮鼓晨钟。春花秋月何时了,七颠八倒,往事知多少。

昨日今朝,镜里容颜老。千年调,一场谈笑,几个人知道。

六代瓜分世界,五胡云扰中原。纵横三百有余年,几度交锋索战。

马过生灵齑粉,血流河洛腥膻。耳闻犹自不堪言,有眼休教看见。

第七段 说隋唐二代

一片残山并剩水,年年虎斗龙争。秦宫汉苑晋家茔,川源流恨血,毛发凛威灵。

白发诗人闲驻马,感时怀古伤情。战场田地好宽平,前人将不去,留与后人耕。

追想千年往事,六朝踪迹茫然。隋唐相继统中原,世态几回云变。

杨柳凄迷汴水,丹青惨淡凌烟。乐游原上草连天,飞起寒鸦一片。

第八段 说五代史

雨汗淋漓赴选场,秀才落得甚干忙。白发渔樵诸事懒,萧散。闲谈今古论兴亡。

虞夏商周秦楚汉,三分南北至隋唐。看到史官褒贬处,得避。不摇纨扇自然凉。

千古伤心旧事,一场谈笑春风。残篇断简记英雄,总为功名引动。

个个轰轰烈烈,人人扰扰匆匆。荣华富贵转头空,恰似南柯一梦。

第九段 说宋辽金夏

简尽残编并断简,细数兴亡。总是英雄汉,物有无常人有限。到头落得空长叹。

富贵荣华春过眼,汉主长陵,霸王乌江岸。早悟夜筵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三百余年宋史,辽金西夏纵横。争强赌胜弄刀兵,谁解倒悬民命。

富贵草梢零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败总虚名,一枕南柯梦醒。

第十段 说元史

山色消磨今古,水声流尽年光。翻云覆雨数兴亡,回首一般模样。

清景好天良夜,赏心春暖花香。百年身世细思量,不及樽前席上。

细思三皇五帝,一般锦绣江山,风调雨顺万民安,不见许多公案。

后世依他样子,齐家治国何难。流芳百世在人间,万古称扬赞叹。

7历史评价褒奖

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着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着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着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着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着《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沈德潜: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五言非其所长,以过于秾丽,失穆如清风之旨也。

《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四库全书总目》:“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

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说:“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平生着述,四百多种…学者恨未睹其全也。”顾起元《升庵外集序》说:“文人学士着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纪昀更赞曰: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异议

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着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着录了杨慎29种着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着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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